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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农村耕地应合理利用落檐

发布时间:2020-10-19 07:47:21 阅读: 来源:硅酸铝板厂家

农村耕地应合理利用

时代周报

全国讯:近期,有报道称国土部门已经掌握了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的全国耕地数字,虽没有具体公布,但可以明确从2005-2010年,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减少,反而有了大幅增长。

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的指标是,2015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.18亿亩,比2010年的数量不变。而当前的调查统计显示,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为20.26亿亩。数字上的增长,使得有消息透露,18亿亩耕地的指标将上调:一位土地部门的人士表示,“‘十二五’规划的指标肯定是要变化的,可能新的提法是2015年比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不变,不会再强调‘18亿亩耕地红线’,因为实际目前支撑1万亿斤粮食产量的是20亿亩耕地,所以是否要改成‘20亿亩耕地红线’,要等国务院的表态。”

政策之下,各地违规用地的现象依然,从政策颁布的趋势来看,地方上希望多占用耕地加快城镇发展的普遍希望,在保住既有耕地的前提下,依然难以实现。

城市的扩张、农村的发展都需要占用现有耕地,有太多的需求与耕地政策产生矛盾。从世界发展的经验来看,城市化是全球共同的目标,城市化意味着土地和各种能源利用的集约化。

中国对粮食安全的特别看重,跟1959-1961年的饥灾的惨痛记忆有重要关系,但那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政府公共行为失策,与耕地面积无关,全国粮食储备和出口在当时并未受大的影响。所以,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,并将让人民吃饱饭作为施政建设的一大方向,目前已经成果显著。

耕地政策的设置是否合理,它明显表现出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?面对多出的两亿亩耕地,相关政策是否可以进行调整?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经济学家茅于轼,茅于轼认为,土地红线,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在作怪。

有面积无单产,起什么用?

时代周报:耕地红线的划分,在你看来最大的约束作用是什么?

茅于轼:这作用大得不得了。18亿亩耕地是高压线,地方政府官员里谁要是违反了,马上就被拿掉乌纱帽。

时代周报:现有耕地政策,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了吗?

茅于轼:中国缺土地而要解决的办法是用好每一块地。耕地政策把用好每一块地设置为一个障碍,因为有红线。所以现在各个地方都想各种办法躲,我在这里用了一块,到别的地方给你补一块,这做法很愚蠢,非常低效率、十分浪费的办法,是作茧自缚。

政策的设置,不能忽视亩产量的高低。产量等于平均亩产乘以面积,光有面积,没有单产,管什么用。劳动力、化肥、农业机械、灌溉技术都是决定粮食单位亩产量的要素。1950年中国人口总数是5.52亿,当时的粮食产量是1.32亿吨,平摊下来人均产量是239公斤;而到2008年的时候,人口总数是13.28亿,粮食产量是5.29亿吨,人均产量398公斤。由此可见,60年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倍,粮食产量增加的成就,使得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67%。这是数据上的证明。

从个人生活的直接感受来说,我们现在在粮食上以及粮食的加工产品上,有了更多的选择,吃得比以前更饱、更好。而这一切,是建立在人口增长、耕地面积大幅缩减的事实之上。数据,结合对生活的直接感受,产生这一令人吃惊的成就也很简单,单位产量在60年里几乎增加了四倍。可以说,在全世界来讲,粮食都已经不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要素了,但很多人的观念还一成不变。

现在不考虑单产,就是缺乏科学头脑。18亿亩土地是什么质量的土地,高产田和低产田产量相差一两倍,国家对此并没有说明。18亿亩的限制,只有规定每亩单产量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达到预期目的。中国不仅仅是耕地面积少,其他可供国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也紧张,平原只占国土面积的12%,解决的唯一之道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,使每一寸地用到它最能发挥生产能力的用处上去。

时代周报:你一直在强调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,而非死守耕地总量。

茅于轼:应该用市场的办法,市场会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。除此之外,谁也解决不了,只有市场能解决到底需要多少耕地,市场会平衡的。要是粮食不够,就涨价了,有更多的投入,包括土地,现在很多土地是撂荒的,大家都知道。

市场在起着支配的作用,它不需要这么多地,就撂荒了,粮食也不会出问题。

自给自足未必利于粮食安全

时代周报:国家可以合理计算出耕地需求量吗?

茅于轼:如果要细致地计算出国家需要多少耕地、多少牙膏和鞋子,这意味着回到了计划经济年代。这种轻视市场的思维是很危险的。

时代周报:很多反对你意见的人,他们担忧万一发生粮食危机,全世界难以满足中国13亿人粮食需求的缺口。除此之外,冷战思维还在主导这一部分人的思考,认定粮食安全这样的命脉不能托付给外人。

茅于轼:我一直说,一旦发生中国国内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,中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。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%是依靠进口,韩国则高达60%,中国在这些年来进出基本平衡,目前的情况是不必要依赖进口的。

中国生产的粮食高低起伏,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。

若发生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,也只有消费量的11%,约合5000万吨。在这种情况下,全部靠进口补足的话,需要外汇约100亿美元,这还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,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。现在,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,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2.7亿吨;如果中国进口5000万吨,这数额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,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。

同时,因为粮食产量是个变数,需要有一定的储备。按照联合国的标准,储备量是年消费量的14%到17%。因为是国家机密,无从确认具体数字,我们从各种数据来推断,中国的储备量达到40%上下,远超过联合国的标准。

粮食储备并非越多越好,伴随储备而来的有损耗和成本。我国石油消费中有一半靠进口,但是国家几乎没有储备;而对于不需要靠进口的粮食,却有40%的储备量。比较这两个数可以看出严重的轻重失据。

提高亩产量,对我国这样土地紧张的国家有特别大的重要性,而且这方面的可能性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,显得开拓潜力很大。生物工程的应用,使得提高亩产正面对空前巨大的机会。在晾晒、运输、储藏、加工中避免损耗的工艺技术也是不断更新,使整个生产变得更加有效,科技应用越多,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越能节约耕地。

促进粮食的国内外贸易,不仅有利于粮食供应的安全,还能降低粮食生产的总成本。

由于粮食贸易肯定是将粮食从价格低的地方运送到价格高的地方,以获得利润。相对于,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地方多生产粮食,成本相对高的地方少生产粮食,在产量一定的条件下总成本得以降低。不论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省份之间,还是在各国间,强调自给自足反而是不利于粮食安全的。

防止土地审批滋生权力寻租

时代周报:政策变动,会产生什么效果?

茅于轼:不科学的耕地政策不光是会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,最主要的是,它把合理利用土地的机会取消掉了。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大量土地,中国城镇人口大概有6亿,农村人口约7亿,随着城镇化的进程,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还将有大约6亿人进城,农村只需要1亿农民。发展迅猛的城镇化,不占用农业用地的话便无法发展。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,答案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,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了,没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。所以可以肯定,现有耕地政策早晚会被突破。

一块土地能做什么用处,是盖厂房,还是作停车场等,是要视它的周围环境、还有它本身的条件而定的。耕地政策给予种粮食绝对优先权,没有道理这样做。尽管,政策制定如此,但是全国各地还是有很多耕地改作他用,因为更改后能比农业生产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。

因为改变土地用途的审批非常复杂,在增加建设成本、延长工期的同时,这给了掌握权力者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,多一个审批,就多一个贪污腐化的机会,这些都造成了浪费。这般非生产性的活动,都可以节省下来。完全靠市场来分配的话,供需直接见面,会好很多。总而言之,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,意味着对有管制权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,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,遂有以权谋私的机会,可以权钱交换。这是必须警惕的。

时代周报:最近有新闻宣称,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,愿回乡民工不足1成。比起进城打工来,不管是什么工作,收入基本上能保证高于在家种地所得,所以农村人口普遍呈老龄化和幼龄化的趋势。耕地数量在,但是劳动人数越来越低,对农业用地的保护政策是否将农民绑在土地上,继续当初用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工业的思路?

茅于轼:现在农民已经可以自由流动。所以需要想办法解决农民一方面不想种地,另一方面也不想放弃土地的问题,关键是让农民在城里享受足够福利、公平待遇。如住房补贴等方式,都可以考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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